协和李大魁：仿制药，60分和100分的差距

协和李大魁：仿制药，60分和100分的差距

来源/中国政协报

       “北京协和医院采购药品，一般一个品种采购两种：国产仿制一个，进口原研或合资一个。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医生和患者选择用药，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仿制药和原研药在质量上可能存在差异。”近日，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仿制药的质量问题与对策”调研组在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举行的座谈会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原主任李大魁的一句话道出了我国仿制药质量的现实。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上海医药产业也是以仿制药为主，全市现有批准文号5430个，其中仿制药占比超过了95%。“尽管上海的仿制药质量比较高，但必须承认，不少仿制药品种在质量上和原研药有差距。”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蔡威表示，按照药典标准，我们已上市的仿制药质量基本上都是合格的，和原研药做到了化学等价，但尚未做到完全的生物等效和临床等效。

       “二甲双胍”式的困惑

       10月13日，调研组来到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商品名格华止，国产仿制药一般称二甲双胍）引起了委员、专家们的热议。

       目前全国有上百家企业在仿制二甲双胍，但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质量总监唐荣介绍，目前格华止在中国一年的销售额超过2亿美元，占中国整个二甲双胍市场的70%。

       “国产二甲双胍看上去与原研药没什么差别，价格上也只有原研药的1/3，但临床上不少患者还是要求使用原研药。这就值得反思。”全国政协委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院长侯艳宁说。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多年前曾收集了国内不同厂家仿制的14种二甲双胍，根据药典方法进行了一次溶出度的连续多时间点测定，与标准参比制剂格华止进行对比，发现有些国内仿制药的溶出曲线偏离较大。“样本虽然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仿制药在临床效果和安全性上的差距。”李大魁说。

       二甲双胍只是一个代表。在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调研时，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曲凤宏举例说，人们常用的维C泡腾片，原研药放在水杯里，溶解性非常好，就像一杯橙汁一样；国内有些企业的仿制品放在水杯里，聚成一团，说明溶解性比较差。

       “临床医生对仿制药质量的看法不一，但我们医院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对于危重患者，在急诊抢救时，首选原研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闻大翔对调研组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对仿制药的质量描述中，创新药物和仿制药是可以互换的，尤其是过了专利期以后。“我国是仿制药大国，可以说仿制药的质量就代表着我国药品的质量。”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马德秀表示，显然，在临床疗效方面，国产仿制药还没有足够的自信。

       60分和100分的差距

       “十二五”期间，我国仿制药质量有了明显提升，特别是2013年国家食药监局发布了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的通知以后，我国仿制药的审批标准正在和国际接轨。

       “问题主要出在2007年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前批准的品种。这些品种虽然符合药典标准（也称国标），但缺乏生物等效性和临床等效性研究，与国际标准有较大差距。”在考察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时，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王锐表示。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看来，2007年以前我们很多仿制药都停留在“仿标准”阶段。这个标准是药典标准，是药品质量合格的保证，但只做到了化学结构、剂型等方面的复制，这是最低水平。

       李大魁做了个比喻，就像学生考试，60分算及格，家长肯定不愿意孩子每次都考60分，当然是考得越多越好。“仿制药也一样，‘仿标准’只能算60分及格，我们把临床疗效作为金标准，达到这个标准才算100分。”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总院院长王浩认为，我国仿制药的质量问题与我国药物制剂工业化水平较低有关。目前全国大部分药企的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程度还不够高。人工操作一多，质量很难重现，药品质量的稳定性就难以保证。

       药用辅料的质量也很重要。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华良介绍，他们研发的一个治疗肺动脉高压的新药，使用国产辅料，因为杂质超标，药物稳定性就出了问题；改用杂质很少的进口辅料，问题就解决了。

       “质量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食药监部门对企业监管是否到位？企业负责人对质量监管和风险控制认识是否到位？专业人才是不是充足？这些都会直接影响药品质量。”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力表示，对于生产型药企，质检和质控人员至少不应低于员工总数的10%，可目前国内不少药企都达不到。

       陈力的观点得到了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食药监局副局长肖红的认同。她说，企业的内控标准一般都会高于国家标准，以保证容差。但是内控标准的稳定考验的是执行力。其中，人的因素很关键。

       一致性评价要打“持久战”

       “仿制药质量直接关系到百姓健康和用药可及性。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体制机制，所以要系统地加以解决。”马德秀表示，从调研的情况看，目前我国仿制药的质量标准亟待提升。

       “国外仿制药质量的提升也走过了一段路程。比如日本，从1998年开始，花了10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对上市仿制药的一致性再评价。”上海食品药品检验所所长程国膳建议，参考国际经验，集中、持续地开展上市药品一致性评价，而不能搞“一阵风”。

       “在存量方面，应参考国际标准，对2007年以前审批的仿制药进行一致性评价；在增量方面，今后新的仿制药也应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审批。”侯艳宁建议。

       “目前上海有209家药品生产企业，产业集中度比较高了。但还不够，还可以再集中一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首席专家邵一鸣进一步说，全国有4000多家药企，多、小、散、低，这也是仿制药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建议，逐步淘汰落后产能，鼓励产业并购重组，培育行业龙头企业，从而提升仿制药质量。

       这就涉及到了现有仿制药文号如何退出的问题。肖红建议，对超期休眠文号注销；对于达不到一致性评价标准的品种不予再注册。

       “还应提高违法成本，对于国家认可的产品，今后每批次都应达标。一旦出现问题，应进行严格处罚，甚至取消文号。”侯艳宁建议。

       “创新不是仅指研发新药，提高仿制药的质量也能促进创新药发展。”蒋华良说，很多高端原研药仿制很难，比如纳米技术、特殊包囊技术等等，掌握了这些技术也是创新。建议转变思维，科学看待仿制药。

       “提高仿制药质量，技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特别是上海，不少药企的仿制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应该在高端仿制药研发生产以及一致性评价方面，为全国树立一个典范。”李大魁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